CBA工资帽制度出台，本土球员工资支出不均衡待改善

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从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赛季起推行薪酬上限措施。篮球协会的运动员培养负责人张弛，最近应中国新闻社记者的专访请求，就这项新规进行了说明。

俱乐部入不敷出投资人推动“限薪”

CBA的薪酬上限政策实施，与联赛及各俱乐部追求经济稳健和均匀进步紧密相连。

据某俱乐部负责人讲，如今CBA的各支球队大多处于亏损状态，每年损失上千万的情况非常普遍。而且，CBA各队的本土球员薪水分配极不均匀。

张弛透露，本地球员薪酬数额差距最大的俱乐部与差距最小的俱乐部，其整体薪资比例大约为五比一，CBA联盟打算通过工资上限等手段，在接下来几年将这个比例调整为三比一，使其进入比较平衡的阶段。

CBA需要更健康的环境。

张弛透露，2017年8月，CBA公司财务及薪酬委员会召开会议，会议中重点讨论了关于球员薪资上限和注册转会体系的调整方案，这些改革措施是会议的核心内容。

与会俱乐部投资方及总经理清晰表明，需着力推动确立薪资上限，倡导各俱乐部独立栽培新生球员，制定球员规范合约，拓宽球员流动途径等事项，并且为此组建了专项团队。

标准合同为工资帽做铺垫

张弛表明，2020-2021赛季开始之前的三个赛季，CBA联盟持续为薪酬上限的实施进行筹备，标准合约的运用是关键步骤。

首要任务是规范合同文本，过去各俱乐部同球员间的权责界定并不一致，我们进行了深入探讨，意图制定一份协议，能够将CBA球员与俱乐部间的薪酬等各项条款全部包含其中，张弛这样表示。

2018至2019年度，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着手验证规范化的合约方案，2019至2020年度则全面开展实践应用，随着经验积累，2020至2021年度联赛正式确立了球员登记与报名的详细制度并付诸执行，尽管后续赛季仍会进行适度修正，但合约规格统一化的主要目标基本达成。

国内球员的合同规范包含五个等级，具体有新秀协议、保护性条款、普通协议、最高薪酬协议以及资深球员协议。新秀协议内部再区分A1、A2两个层级，俱乐部自主培养的选手适用A1层级，通过选秀进入联赛的选手则适用A2层级。

需要指出的是，E类合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老将合同，专门提供给年龄超过34周岁，或者在某个俱乐部累计注册时间达到12个赛季且年龄满32周岁的运动员，每个俱乐部最多允许签约两名此类合同球员，并且这类合同的基础薪酬不会计入工资帽的限制范围。

张弛表示，球员分级是标准合同首要的特点，这是依据当前联赛情形，并融合了俱乐部投资方的看法而确定的。标准合同的另一特点是设有培养费条款，其目的是促进更多俱乐部投资年轻球员的成长，同时抑制本土球员薪资的迅猛提升。

张弛谈到，李原宇最初由广东队转投江苏队，在后者效力时获得较多比赛机会，个人水平和市场价值随之增长。当李原宇离开江苏队加盟四川队时，江苏队有权要求四川队支付一次性培养补偿，具体数额以李原宇在江苏队工作期间的平均年收入为基准计算。

设立培养费规则，目的是使球员转会的俱乐部得到一定补偿，从而促进球员流动，张弛解释道。

标准合同的一大特点在于强化了对俱乐部与运动员的保护以及处理纠纷的流程，具体涉及CBA球员合同保障险和合同买断条件等内容。

区俊炫（右）从中国篮协主席姚明手中接过“状元及第”的横幅。

累计注册制撬动球员流动性

新赛季启动前，国内球员转会活动呈现空前活跃态势，牵涉到可兰白克、范子铭、李慕豪、于德豪、西热力江、高诗岩、俞长栋等焦点人物。张弛指出，转会市场之所以如此火爆，一方面与薪资上限政策的实施有关，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新实施的累积登记制度。

过去采用团队统一登记的方式，一个组织必须等所有成员的文件都备齐了才能完成手续，这对球员调动造成了一定阻碍。现在起实施个人独立登记制度，完成登记后依然可以参与买卖和调动，范子铭就是这样的例子，这为机构提供了更灵活的运作余地。

今年CBA联盟在提升注册便捷性方面有所改进，同时创新了球员流转的多种途径NBA看球吧，并且多样化了交易时所使用的各种资源。

除了买卖球员，还可以进行租用、交换、签下自由球员等操作。此外，选秀资格、顶薪合同独家签约权、外援优先续约权等都可以作为交换的资本，这也是今年转会市场较为活跃的一个因素。

CBA特色工资帽初试莺啼

CBA联盟在经过多方筹备后，新赛季启动了薪资上限规定。张弛指出，中国篮球协会的薪资上限制度，在核心思想层面与职业篮球联赛的薪资上限制度存在显著不同。

NBA的薪酬上限和各球团的篮球相关收益总额紧密挂钩，该总额再乘以一个百分比（当前为44.74%），随后除以30（即30支球队），最终得出每支球队的薪酬上限数额。

不过，CBA各队的营收渠道和构成同NBA存在显著差异，与篮球有关的收益难以清晰划分和核算。所以，CBA新赛季的工资帽制定依据是对2019-2020赛季各家俱乐部本土球员薪资开销的统计数据，计算得出的均值是3200万元人民币。

依据此前的约定，CBA联盟各球队的主要资金提供者确定，其可变额度设定为1200万元人民币。2020至2021年度期间，参加CBA联赛的各家俱乐部，其本国球员的薪酬总额最高不得超过4400万元，最低需维持在2000万元。若实际支出高于上限标准，或低于下限基准，超出或不足的金额，均须按照25%的比例向CBA管理机构支付平衡费用。

CBA有其自身的运行情况，不能照搬国外的模式。我们只能从费用方面着手，达到投资人和中国篮协对于控制薪酬的期望，张弛这样表示。

辽宁本钢队球员梅奥在比赛中。新华社记者朱峥摄

本土球员的薪资开销是其中的一个主要限制，此外，CBA还规定了多种薪酬上限，包括业绩相关的报酬上限，奖励的额度上限，以及外籍球员的薪酬上限，冠军队伍获得的奖金最高额度为两千万元。

外援方面的过度投入，也是导致CBA俱乐部花费不断攀升的一个关键因素。2020-2021赛季期间，CBA对外援的薪酬上限设定为700万美元。无论某个俱乐部聘请了多少名外援，其包含奖金在内的所有开支，都必须在这个限额之内。

张弛谈到，接下来数个赛季，3200万这个底薪额度(A)应该不会有变动，而增加(X)和减少(Y)的部分或许会略作调整。

现行工资帽规定，CBA联赛本土球员最高年薪为3200万的两成五，折合税前800万元人民币。不过，在工资帽实施之前，部分球员与俱乐部达成的报酬，已经超过了这个限额。

平稳过渡时，运用了区分对待的应对策略。联盟确认有效期内原有合约的效力，不过新签协议务必严格管控高额薪酬的条款。

“阴阳合同”能否根除？

张弛说，今年是CBA工资帽制度的元年，执行效果还有待检验。

新疆队今年有多名球员离队，上海队将李根转会至北控，这些举措都与俱乐部压缩薪资预算有关。截至联赛报名截止日，仅有少数俱乐部的薪酬总额突破了4400万人民币的限额。

另一面，俱乐部能否真正遵守薪酬上限规定，隐秘的“双重协议”情况能否绝迹，此刻尚无定论。

CBA的俱乐部会配合联盟进行抽签的复核，倘若在赛季结束后暴露出不诚实的情况，将会遭受惩处，轻微的可能只是收到告诫，严重的则会被勒令注销其注册身份。

我们现有的薪酬上限制度与完美情形相比尚存不足，不过我们确信能够妥善处理此事，张弛表示。

这件事是整个机构的广泛认同，我们打算借助标准化的报酬制度，慢慢调整相关人员及相关亲属的期待值。

这项赛事体现着相互依存，涉及诸多方权益必须协调。当运动员在比赛中展现卓越，除了薪酬之外，他们亦能从广告合作等领域获取报酬。

我们同样期待俱乐部能够依靠资金支持之外，借助俱乐部文化培育、设施设备完善等方面，来吸引运动员持续为团队贡献力量。

张弛表示，现行工资帽制度确实存在改进空间。举例来说，现行规则中，只要球员的合同在俱乐部内位列前三位，就被视为顶薪合同。这样一来，不同俱乐部之间的“顶薪”水平可能差距巨大。球员方面也对这一规定表达过看法。CBA联盟会参考各方意见，未来会对制度进行优化。